城市有限 / 無限城市
Ulanda Blair
策展人 
流動影像

十九世紀末攝錄機技術的發展和普及程度,與現代大都會的增長速度可說是同步並進。正因如此,電影史上最早期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,皆以城市或都市環境為題材。盧米埃兄弟早期的「現實電影」,如1895年的《火車進站》及《離開工廠》,即捕捉和記錄了城市實況;錄像藝術之父白南準,亦於1965年提着他首部手提攝錄機,走進擁擠的紐約市街道,拍下當時教宗保羅六世出巡所造成交通堵塞和城市癱瘓的畫面。

都市文化的模式和節奏,一直是許多藝術家和電影工作者的靈感來源,而這情況不僅發生在西方國家。「M+放映:城市界限」 嘗試以15位亞洲流動影像藝術家的視野,放眼21世紀經歷都市發展和轉型的亞洲地區,當中尤以中國為主。城市空間在這些電影和錄像中成為了主角,而非一個為推展劇情而構建的背景或場景。藝術家透過鏡頭,在越趨同步但分裂的世界中,捕捉瞬息萬變的都市生活,把城市空間重構成一個盛載歷史、記憶和歸屬感的場域。

「M+放映:城市界限」以五部短片揭開帷幕,它們都是由曾在21世紀初珠江三角洲(珠三角)地區工作的藝術家所創作。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,珠三角是人類歷史上經歷了最急速都市發展的城市。這個超級城市覆蓋廣東省內九個城市,包括廣州和深圳,再加上香港和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等,大部分地區在七十年代末前主要從事農業,後來改革成中國製造業的心臟地帶。這裏的人口高達6600萬,就人口和地理發展而言,都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城市。

珠三角在地理和社會層面的重大轉變,令置身其中的藝術家無法忽視,甚至成為他們創作的重心。2003年侯瀚如在威尼斯雙年展策展「廣東快車」時,即把珠三角形容為一個「研究現代性的特別實驗空間」。事實上,當時擠身國際的當代藝術家,無不推崇都市人類學、社區建設、合作實踐、短暫行動,及介入公共空間等想法。重要的是,這些藝術家既把珠三角定位為一個超越地域和時間的世界城市,同時又深陷於地域和時間窒礙的城市。徐坦、蔣志、陳劭雄、曹斐和周滔這五位藝術家的錄像,體現了這種廣東主體的特質,正如珠三角這個環球超級城市到處散發着的傳統、創新、集體記憶和地方意義一樣。

歐寧、曹斐和由電影工作者和電影人組成的「緣影會」,利用數碼影像的敏捷性和靈活性,拍攝出充分演繹21世紀廣州市的活力、節拍和熱血沸騰的《三元里》(2003)。這部40分鐘的黑白電影,是當代對二十到三十年代歐洲「城市交響曲」電影的一種重新闡釋。透過快速的蒙太奇剪辑、極端的拍攝角度、擺動的鏡頭和起伏的節奏,記錄和探討三元里這條位於廣州邊陲的城中村,如何在廣州如火如荼的都市發展下,依舊能保持自己的節奏、系統和農村社會結構。

「城市界限」放映的作品,均游移於現實與虛構之間。由高源的動畫短片《月晷》(2016)中那道象徵憂鬱的彎月和那抹人形的煙圈,至賈樟柯充滿詩意的劇情片《三峽好人》(2006)中那幢在黑夜中宛如一道火箭的建築,這些欲語還休的元素均揭示了現實中的超現實性。在《三峽好人》中,三峽大壩導致過百萬人的家和千年的文化遺產頓埋水底的一幕,更是絕佳的體現。

紀錄片亦是這次放映的重點。在中國過去二十年的劃時代轉變中,很多電影工作者都在國家媒體圈以外工作,為當代中國社會和電影提供另一種視野。如汪建偉的《生活在別處》(1999)和周浩的《大同》(2015)等,均傳達了一種直接觀察現實生活和不審查個人表述的精神。兩部電影都記載了那些飽受剝奪的人民在廢墟和烏托邦之間的生活,在矢志揭示這些地區所遭受的掠奪和苦難的同時,又慶祝他們反抗勝利的時刻。電影讓生活在這些中國地區的羣體能被外界探見,並展示出箇中因發展、政治、腐敗和公民權利問題所造成的複雜、矛盾和衝突。

中國以外,「城市界限」亦將探索香港和其它東南亞地區,審視都市發展對當地生活的影響,以及這些影響如何呈現在銀幕上。蔡明亮的《行者》(2012)和周奧的《臨界》(2013),以截然不同的手法展示香港的視覺密度和速度。前者把香港錯綜複雜的街道和冥想中的僧侶並置,僧侶悠然自得的姿態彷彿和這個爭分奪秒的香港時空割裂;後者則透過移除香港街頭廣告招牌上的所有視覺元素,以素白的幾何形狀推敲「亞洲國際都會」可能引申的新景象。

另一邊廂,周戴維的《鑽石島》(2016)是一部以金邊為主角的影像預言書,揭示柬埔寨因社會發展伴隨而來的痛苦。綿密的長鏡頭加上高尚住宅林立的鑽石島,捕捉柬埔寨青年如何被社會和資產階級所操控。

「城市界限」以兩部思考都市發展對東南亞地區,和文化藝術象徵符號的影響的作品作結。李完的《緬甸製造》(2014)記錄他在緬甸北部一家由中國人持有的金礦工作三星期的點滴,親身體會環球的社會經濟力量每天對個人生活和傳統的剝削和改造。陳彬彬的《終有一天》(2017)則跟隨着一個由政府封存的時間囊,透過其開啟儀式作自我反思,描繪出一段新加坡的平行歷史。陳彬彬以戲劇手法發掘和重構新加坡的空間,反映新歷史和回憶對固有歷史所產生的一定影響。人類學家大衛哈維的說話,正好作為這次放映的註腳:「如果時間在記憶中不是流動的,而是人們曾經經歷過的時空,那麼歷史必須讓位於詩歌,時間讓位於空間,讓詩和空間作為社會表達的基本元素。」[1]

[1] 原文出自:大衛哈維,《後現代性的條件》,劍橋和牛津:Blackwell,1990,頁202